明代以来佛山历史地图的变迁

绪论 从地图中发现历史

佛山市规划城建档案馆和佛山市测绘地理信息研究院此次纂录佛山古今地图集，共收集到明代至今不同时期有关佛山之地图 400 余种，经过筛选研究选录其中具有代表性地图 100 余幅编辑出版。此次佛山旧地图的收集整理工作，一方面希望借助历史地图反映佛山地区数百年来城市发展的沧桑轨迹，让大众读者能透过地图窥探不同历史时期佛山的城乡面貌和政区沿革关系。在此之外，图录选图的另一目的，则不仅仅满足于将地图文献简单堆砌，引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希望站在地图史的角度去重新发现地图背后有关绘图者的故事，探究如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幅形式不同的地图，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什么人在绘制，如何绘制，以及不同形式的地图背后又呼应着怎样的一个大的学术环境和社会背景。何况佛山各地方志地图又多是出自历代著名的学者如叶春及、李明彻、邹伯奇等人之手，更值得我们对这些历史地图进行认真梳理，并且从中可以发现佛山的历史地图并不只是承载佛山一隅的古今变化，而是足以站在中国自明代以来整个地图测绘发展历程脉络给予重视的。

在中国地图史研究中，方志地图总是缺乏深入的整理和全面的重视。以至形成以下叙述：中国传统地图绘制在明代盛极而衰，进入清代除了内府图外其他国人自绘的地图基本乏善可陈，跳不出计里画方的窠臼。学者对康熙《皇舆全览图》藏在内府皆感惋惜，以及对后世各种摹本表示失望。此类研究都有一突出特点，大多着眼于发生在政权顶端的地图测绘历史，而忽略了在各直省州县以及基层社会都有不同的测绘传统。如今我们整理佛山历史地图，能够找到一段从明代至近代的地方发展脉络，并且发现地方上制作的地图无论是族谱内的乡图、坟茔图，还是方志卷首的舆图，总会受到同时代学术风气的左右，或者是受到不同知识系统的影响而产生不同的面貌，正如自明代以来《顺德县志》流传六个版本，基本代表了不同时代的绘图旨趣。从中可以既可以看到明代罗洪先《广舆图》式计里画地图在州县及以下层级的应用，清初山水形胜图流行的社会背景，也可以了解到西方经纬坐标知识在地方上的传播和应用经过，以及晚清社会转型后地图的绘制者从传统士大夫手中向测绘学堂知识分子转变的过程。

一、四至图与计里画方——明代的方志地图

中国绘制地图的历史非常悠久，大约在晋代已形成较为系统的测绘理论。《晋书·裴秀传》记载道：

制图之体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度也。二曰准望，所以正彼此之体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数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险之异也。有图像而无分率，则无以审远近之差；有分率而无准望，虽得之于一隅，必失之于他方；有准望而无道里，则施于山海绝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无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则径路之数必与远近之实相违，失准望之正矣，故以此六者参而考之。然远近之实定于分率，彼此之实定于准望，径路之实定于道里，度数之实定于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虽有峻山钜海之隔，绝域殊方之迥，登降诡曲之因，皆可得举而定者。准望之法既正，则曲直远近无所隐其形也。

裴秀提到的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为著名的“制图六法”，这些绘制地图的基本原则虽然寥寥数语，但对后世影响极深，后世绘图者在追溯绘图之法时一般都会追溯至此，或者是根据制图六体参杂已见进行演绎。然而史书记载的裴秀制图六体只有理论而无方法，故在实际测量中如何应用我们已无法得知。不过制图六体的影响在历史上并非无迹可寻。宋代沈括《梦溪笔谈》中的《守令图》也介绍了他对于地图绘制的见解：

地理之书，古人有《飞鸟图》，不知何人所为。所谓“飞鸟”者，谓虽有四至，里数皆是循路步之，道路迂直而不常，既列为图，则里步无缘相应，故按图别量径直四至，如空中鸟飞直达，更无山川回屈之差。予尝为《守令图》，虽以二寸折百里为分率，又立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以取鸟飞之数。图成，得方隅远近之实，始可施此法。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以十二支、甲乙丙丁庚辛壬癸八干、乾坤艮巽四卦名之。使后世图虽亡，得予此书，按二十四至以布郡县，立可成图，毫发无差矣。

沈括绘图之法，发展了裴秀六体，在六体之外，增加了“牙融”、“傍验”二则。沈括所称“飞鸟图”类似今日所谓鸟瞰图，形象地指在空中俯视大地，然后将所见情形展现在纸张平面之上的绘图形式。图内“四至”的里数使用测量后的直线距离，用一百里折二寸的比例换算，绘入地图当中。获得直线距离的方法，沈括列出准望、牙融、傍验、高下、方斜、迂直七法。地图绘制要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至，即二十四个方位，并“按二十四至以布州县，立可成图”。

从沈括的绘图之法我们可以获得若干信息，首先是当时一般所谓某地至某地的里数，并非直线距离，而是“循路步之”。其二则是地图分四至八到为二十四向，即意味着要使用罗盘作为定向工具。再者“按二十四至以布州县”，即将州县境界为分为二十四个固定方位，意味着图中必有个中心作为各方位的起点。此外，沈括按此法所绘之图为“守令图”，即是为地方州县官员掌握辖境地理情况提供参考而绘，与后世方志地图的用意是一致的。

沈括文中取飞鸟之数的七种方法具体细节未得其详，然而将之与后世方志地图互相比对，则能看到方志地图大多沿着守令图的脉络发展，其中绘制地图遵循最基本的原则是分四至八道。明代方志地图大多取一中心点，多数为州县治所，然后再将地图分为四至八到，接着根据不同里数所在方位远近罗列地理信息。

1 明代早期的方志地图

收录在明《永乐大典》中的《广州府南海县之图》，可以说是现存最早关于佛山地区的地图资料。图中的广州城被夸张地放大强调，居于全图之右。原因是南海县的治所设在省城之内，而南海县县境大部分区域处于县治之西，所以为了绘出全境，故把县治安排在地图的偏右位置。地图的边缘则分为八个文字注解框，正上方为“北至本县界地名巴由径一百八十三里”，下为正南，右东而左西；而地图四角则为八到，如“东北到本府番禺县各五里、北到本府清远县治三百里”，余下同理，不赘述。图中标识的地理信息，以省城为中心，向八个方向呈放射状排列的趋势。由此可见该图多有沈括守令图的影子。地图并无尝试勾勒县境的轮廓，只是简单在边缘标明了四至八到，缩放的比例也没交待，故无法根据地图计算各地标之间的鸟飞直距。

图 1 广州府南海县之图

我们如今无法得知沈括计算鸟飞直距的七种方法，似乎明代当时亦难以办到。方志地图一般会在地图之后附录详细文字开列各地道里距离，以弥补地图承载地理信息的不足。所谓的道路里程，大多只是循路步数，而非两地之间的直线距离。故明代方志地图常因粗略、精度不高而时为后人诟病。

图 2 嘉庆三水县志 通县总图

图 3 顺治南海九江乡志

这种不完整的守令图一直在方志中占据主流。直到清代中期，广东地方志从省到县，仍是按一中心点向四周辐射的绘图方式为主要。县境的轮廓往往被忽略，单一讲究自某一中心为起点的四至分布，所以我们见到的方志地图大多将作为中心点的城池抽象成圆形，如罗盘之状。

明代至清初的方志地图以如此的形式出现，一方面是受到绘图条件的制约，另一方面来看则是舆图表达县境的地理信息在当时看来要求并不高，也未经过实地测量。许多地图不仅以治所为地图的中心，而且还要进行放大给予特别重视，城内的信息往往比城外更为丰富。地方志一般只具备县境图及县城图，其他都堡乡里的信息则一概从略，一方面说明治所比起县境其余地方更为重要，另一方面反映了这些地方在绘制过程中缺乏实测依据。四至八到的里数以治所为起点，大约可以推测出是为了给地方官员从治所前往县境各地处理政事提供参考。除此之外，县境内的山川、古迹、村落、庙坛俱不能在地图中体现，而是分在方志其他章节用文字详细记录。可以说，地图很多时候只作为一种象征出现在地方志当中。

2 万历《顺德县志·图经》与计里画方

明代万历年间，顺德县重修方志时绘制了四十余幅顺德地图，采用了嘉靖年间著名学者罗洪先所绘《广舆图》的“计里画方”形式绘制，一反当时地方志因仍粗简之风，提高了精确度，也将地图视野延伸至县以下的都堡层级。当时主持绘制的，是归善著名学者叶春及，明代中国地图绘制史上，叶氏是罗洪先之外必然要提到的人物。

叶春及，字化甫，号石洞，归善人，少倜傥不群。嘉靖三十一年（1552）中举，三试会试不第。曾任福清县教谕、惠安县知县，有《石洞集》《惠安政书》等著作行世。《惠安政书》是叶春及在惠安任上所编，成书于万历元年（1573），书中共有舆图 29 幅，效仿罗洪先《广舆图》使用了“计里画方”绘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地方舆图的精度。

叶春及去任后，挂冠归乡。万历十二年（1584），叶春及受邀编纂《顺德县志》，将在《惠安政书》的制图方法运用在了顺德志舆图之上。他在序言中称：“余尝仿罗太史图惠安，今以施于顺德志，则地理、建制、赋役、祠祀、官师、流寓、人物、选举、杂志，凡九篇。”

图 4 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 顺德县总图

志书修成于万历十三年（1585），可惜如今所见的版本已无地图传世。据叶春及序言称：“夺邑中士大夫权是惧，故居其半，亦杀青矣。……吴西公遂重锓梓，而图别行。”可知当时因怕得罪邑士绅的缘故，《图经》于是别行出版，这也是如今在万历《顺德县志》看不到《图经》的缘故。

然而叶春及主持绘制的《图经》并未散佚，康熙年间重修的《顺德县志》完整地沿用了叶志的地图。如今我们可以凭此观看到叶志《图经》的面貌。《图经》与当时方志地图最大的区别在于地图均打上方格，标注有“每方十里”“每方一里”给读者参考。绘图舍弃了取某一定点为中心的传统绘图方式，能将县境大致轮廓勾勒出来，而且除了《顺德县总图》《县城图》外，还附有四十幅都堡图，按“每方二里”比例绘制，将地图精度精确到县境以下都堡一级。

图 5 康熙十三年顺德县志 大良图

《图经》的卷首有一篇曾仕鉴撰写的序言，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地图绘制的具体细节:

近罗文恭因朱思本法《广舆图》，缀以田赋、刍藁、障塞、士马之书，经制备矣。其画方巧，人不能过也。叶子放于惠安，三年而书始成，邑人归缜密焉。其土田分在都在版，亦前人所未有也。兹为邑作志曰其为土若干，志若干。不侫与同舍生叶永和、马中奇职画方之事。会弓田告竣，叶子乃令胥人总其都里田亩多寡，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六阅月，亦井井矣。叶子毕志，病而归。不侫图事复终，原山川、览谣俗，阨塞强弱之略，颇著文焉。万历户口田赋具登，瑶役贡赋之所起也，隆庆不登户口，无事之矣。诸则犹登，改革之际，久而将亡，其初存之以备考也。版之田，都之田，常异辟，之星都其经，版其纬也，存弓田，执经以待纬也。屯田虽丽，军卫之犹在邦域之中也。曾仕鉴人倩父。

文中可见，万历年间，叶春及修纂顺德志时，效仿了罗洪先《广舆图》的计里画方形式，并运用了在惠安任上的实测经验来为顺德志绘图。具体绘图者为曾仕鉴、叶永和、马中奇，此外还提及“会弓田告竣，叶子乃令署人总其都里田亩多寡，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说明绘图时曾大量参考了有效的地方田亩数据。所谓“弓田告竣”，是指万历八年至九年年间张居正主政下进行的全国田土清丈，这使当时绘制地图拥有了丰富的实测依据。在此基础之上，再“与隆庆、万历之籍而赢缩较度之”，可知当时绘图还利用了较为新近的户籍黄册资料。考对志书内的分堡图，每幅堡图后都有注明堡内图甲所在，很可能就是当时引用户籍档案的痕迹。

顺德《图经》并未透露更多绘图的具体方法，但从《惠安政书》及万历《永安县志》的一些文字细节能略知端倪，《惠安政书》：

余至县，首命父老图地里。画方之法仿罗太史。父老图上，多不合。适闽中郭建初将游塞上，过余，视之图，为斥臧否而去。余乃参考郡邑之志，信如建初言者，命史持指南，三四反，阅岁而图始成。初，余考订山川沿革异同之辨，颇有记。建初归，见在箧中，谓诸志言，人人殊矣，不著其文，孰知今之不谬。余病闭阁，乃次第之俾览者考信焉。

万历《永安县志》：

永安初县，山尤厜义，命虞道工，乘樏以图。图凡四，都三而总一，参伍错综，博访故老，三四易而始就。

叶春及在惠安本是命地方父老模仿《广舆图》形式绘图，结果却不如人意。其后得到郭建初的指教，于是派人“持指南，三四反”，其后又“病闭阁”而“次第之俾览者考信”。其绘永安县地图则是派人乘骡出动，绘记山形，又“博访故老”。两次制作地图皆是经过实地测量，对于地名沿革则亦一丝不苟，广泛征询地方意见，以补充地图信息的不足。顺德县的《图经》分堡图的每幅地图之前，都有关于该地山川风赛扼塞详细的考证和评语，很可能是叶春及等地图绘制者根据当时察访笔记撰写而成。

图 6 永安县志

顺德县志的《图经》运用“计里画方”绘图法，参考实测数据，在当时广东方志中尚属首例。其中《分堡图》甚至被后世重修志书者一再使用，直到咸丰《顺德县志》仍见其影响。而继顺德志后，叶春及旋于万历十四年（1586）参与了《永安县志》的修撰，同样运用了开方绘图法。不过所制舆图只有四幅，远无顺德《图经》那么丰富。其后不久，惠州府知府顾言亦采用同样形式为《惠州府志》绘制舆图，其中永安县直接采用了叶氏绘制的成图，最后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刊刻出版。

晚明叶春及对提供地图精度的实践，可置于明代晚期朝廷尝试赋役改革的背景之下进行思考。明初赋役制度以里甲正役为主，以户为单位，按丁粮多寡征派差徭，即将人和土地结合的方式征收赋税，对田土实际情况一向不甚关心。随着明代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频繁，逃避赋役情况日趋严重，在全国人口增加的情况之下，朝廷掌握的实际在籍人口却不增反减，导致赋税收入减少。明中期以来，无论是朝廷还是地方官员都尝试改革赋役制度，其趋势便是放弃控制人丁，而转化以田地为主要的征派对象。无论是编造户籍还是户籍内容亦逐渐重视土地的税粮登记和核查。明代嘉靖朝开始酝酿的“一条鞭法”，即是希望将丁役负担摊入田赋，与其他徭役合并征收。据刘志伟研究，明代广东大约在万历五年（1577）至七年（1579）之间推行一条鞭法。这与万历年间全国土地清丈行为互为表里。所以万历年间《顺德县志》《永安县志》《惠州府志》地图的精度一方面得益于当年土地清丈的实测数据，另一方面也反映地方官员企图掌握田亩数据的努力和尝试，以便在新的政策之下为征收赋税服务。

二、山水形胜——清代初年的方志地图

明清鼎革，广东经历了一段动荡的时期，直到康熙年间解除禁海令后，社会经济才逐渐恢复。晚明叶春及的开方绘图法在万历年间已影响了不少方志舆图的绘制，但开创的局面并未在清初得以延续。

清代初年广东的方志编纂，舆图的位置并不显要。地图不是悉沿旧章，就是精度欠奉。然而与过往不同的是，此时绘制地图更注重融入山水画法加以修饰，使得山水形胜图、八景图十分流行，这些地图增加了视觉的美感，却不太讲究地理信息的提供。

1 山水形胜图

山水形胜图的流行与康熙前期编修《一统志》，下旨采辑天下舆图的政令有关。康熙二十二年（1673），朝廷示谕“兵部转行各省督抚将各省地方山河城池远近详加丈量，细绘图式进呈预览”，时任两广总督吴兴祚接旨后委派监司、郡丞各二员分巡广东、广西，“郡邑各挟绘事能手，日图所见，务期精确以副上旨”，经过五个月全省动员绘图，制成《广东舆图》十二卷上呈，受到皇帝嘉奖。《广东舆图》虽然成绩斐然，但并无继承前明叶春及计里画方之法进行实测，故所绘舆图并无比例可言，如《广州府总图》只是形象将各州县城池大概位置罗列，然后加以山水及立体画法进行修饰，使地图颇具美观。各州县至府治广州城的道路里程，则用文字详细在图后罗列。

山水形胜图很快成为各地修志时绘制舆图的模仿对象。清初至乾隆朝，《顺德县志》经过三次重修，过程中舆图的变化颇能看到明清对待地图的不同侧重。顺德志首次重修在康熙十三年（1674），卷首《图经》二卷基本沿袭了明代叶春及主持绘制的地图。康熙廿六年（1687）第二次重修，卷首《图经》增加了一幅《通县山川形胜总图》，一幅《县治图》、一幅《学宫图》。此《山川形胜总图》运用了典型的山水画法，与万历《顺德县总图》无任何承袭关系，图中注明“照原呈御览图刊”，即是说明此图按康熙廿四年（1685）《广东舆图》卷一《顺德县图》绘制。城池被夸张放大，四周群山罗布，相比万历《顺德县总图》，除了美观，已无精度可言。乾隆十五年（1750）顺德志再度重修，卷首《图经》全部沿袭了康熙廿六年（1687）的地图。有趣的是，万历旧图中用于计里画方的网格被全部取消，似乎已视之为无用之物。

图 7 康熙廿六年顺德县志通县山水形胜总图

这种现象在《永安县志》《惠州府志》同样出现。康熙廿六年（1687）重修的《永安县志》，旧图网格删去，新增的三十七约图虽有方格，但大部分为山水画法的嶙峋山势所遮挡。康熙廿七年（1688）重修《惠州府志》，卷一增加的府图、县图，则是依据《广东舆图》绘制，其后所附万历旧图，也删去网格。由此可见，晚明注重实测的开方绘图法，在清初已经逐渐被人遗忘殆尽。再以《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收录最全的历代方志来进行统计发现，道光以前广东方志除了乾隆年间《普宁县志》《兴宁县志》使用了计里画方之外，几乎没再使用开方绘图法。

2 八景图

受到山水形胜图影响，晚明的计里画方地图已被清人忘记。而随后，另一种“八景图”开始于乾隆年间流行于方志地图之中。八景图在乾隆朝甚为流行，不仅仅只在广东，全国方志都极易觅见。

虽然八景图大多是意象化的山水风景，旨在展示地方最值得称道的风光名胜，但因不少方志也将此类图归入舆图类别，故在此也将之视为一种特殊的地图予以讨论。

广东将地方名胜绘图收入方志的做法最早见于明代万历年间黄佐编纂的《广东通志》中的《罗浮山图经》，清初康熙至雍正广东两度重修省志，亦将广东著名的名山大川风景收入舆图。康熙三十六年（1697）出版的《广东通志》，所绘制的地图十分粗率，卷一地图收录《疆域图》十三幅，皆以四至图方式呈现，线条拙劣，远不及前代所绘。《疆域图》后收录了广东著名的风景名胜，为之绘图，录有《白云山图》《罗浮山图》《西樵山图》《七星岩图》。其中《罗浮山图》便是据万历《罗浮山图经》绘制。这些形胜图大多以山水画法绘制，并非实测所得。雍正《广东通志》重修再版，只留下了《罗浮山图》，删去其余，此外增加了《海防图》《梅岭图》《澳门图》《虎门图》。其特点是板片制作精美异常，如《海防图》因仍明代《筹海图编》绘制，而重绘之后，山石饰以褶皱皴法，水波纹则纤如毫发，精致美观；《罗浮山图》依旧沿袭万历《广东通志》》，不过添加了山水烟树，成图优美，俨然一幅画卷。但两次省志的重修都还未有提及“八景”一类的称呼。

八景的分类据说源自宋代的潇湘八景，历代文人皆效仿其事，分出诸如“西湖十景”“燕京八景”等。明永乐间，京师名士更有唱和燕山八景之作，此后“十室之邑，三里之城，五亩之园，以及琳宫梵宇，靡不有八景诗矣”。然而方志八景之图，又在八景诗之后。

图 8 雍正广东通志 海防图

清代八景图诗在乾隆朝开始风行，与乾隆十六年（1751）皇帝御定燕山八景并各赋诗一首有关。御制诗后收录在著名的考述京城名胜古迹的《日下旧闻考》一书，此书根据康熙年间朱彝尊《日下旧闻》增补而成，书内卷八收录了历代有关燕山八景的吟咏。此外，清代名臣张廷玉儿子张若澄更绘有《燕山八景图》，得到乾隆皇帝亲自题诗。自皇帝御定八景、先后题诗，引来天下纷纷效仿，由此各省方志亦开始出现八景图。

乾隆、嘉庆年间，顺德人仇巨川著成出版的《羊城古钞》便在卷首舆图考订出历代“羊城八景”，并在其后刊载了《八景图》，包括粤秀连峰、琶洲砥柱、五仙霞洞、孤兀禺山、镇海层楼、浮丘丹井、西樵云瀑、东海鱼珠。《八景图》以意象化的山水形式展现景观，其绘制之精美，堪与雍正《广东通志》的舆图媲美。紧接着八景图后，录有《西樵山图说》亦同样用山水之法绘出西樵诸峰以及附近古迹村落。同此形式的志书还见于乾隆五十五年（1790）初刻，道光十三年（1833）刊补的《西樵游览记》。

图 9 羊城古钞 羊城八景

图 10 西樵游览记 西樵全图

直到道光年间，八景图及山水画法的地图仍旧流行。道光五年（1825）的《高明县志》即相较旧志增加了《八景图》。道光十一年（1831）的《佛山忠义乡志》亦增加了《佛山八景全图》。

道光之后，随着地图精度又被重新强调，八景图等一类名胜图逐渐被视之为文人点缀，无关政要，甚者斥为“陋习”，大多遭到删除。

图 11 高明县志

图 12 佛山忠义乡志 卷首 八景图

3 乡族谱图

除了地方志，清代以来民间修撰的族谱也开始注重地图的运用。一些大姓的族谱往往附有乡图、墓图、祠图以供子孙参考，方便他们祭祀先祖，了解本族所掌握的山地情况。传统方志利用罗盘分廿四向，然后根据方位，按道里路程远近安排地理信息的绘图方式，因方法简便，所以也在民间广泛使用。如今我们可以从乡村族姓编纂谱牒找到当时人们绘制和使用地图的痕迹，同样地，这些地图也难能可贵地保留了许多文字无法替代的地理信息。然而族谱中的地图不只是简单地提供道路里程，往往会掺杂了许多风水堪舆术语和见解，无论乡图还是墓图普遍侧重于山脉水势走向，因为这些内容被认为是有关宗族兴衰所在。族谱内的地图也大多呈圆形之状，可见也是利用罗盘分坐向绘制。

雍正年间出版的《老氏家谱》。该图记录了当时南海沙头老氏宗族所居村落的附近情况，图前附有《纪村图形胜》，用了大量堪舆术语描述图中信息，写到：

吾乡发秀，起自樵西，其来龙係属天皇，水随旋绕，下关有两龙为之拥护，前有大同、蚬冈圆秀为禄马，外重有大雁山尖峰为文笔，左右有古劳、九江、甘竹众山为朝拱。原祖居癸丁子午向。新迁田屋甲庚寅申向，俱坐禄带禄。凡我子若孙，当发愤有为，翩翩鹊起，庶无忘祖宗缔造之艰，则在天之灵，亦可以少慰矣。

图中可见当时村落分布及庙坛、墟市、津梁所在位置，信息量十分丰富，使我们能从中看到清代早期老氏定居村落分布格局，十分难得。

图13 老氏家谱 乡图

整体而言，舆图呈圆形，山川房屋会依据不同方向倾斜，使观图者看到一片东倒西歪的图像。实际上，地图绘制的视角并不是方便观图者阅读的单一视角，而是从绘图者的视角绘制的。我们大概可以这样想象，绘图者很可能是一位地师，他手执罗盘，以某一点为中心，向村庄以及远景进行全局式的观望。我们也可以想像自己同处于地图中心，朝西边遥望，西边的房屋则恰好是与我们迎面相对，就不会出现东倒西歪的情形了。

图 14 老氏家谱 墓图

墓图在历代的各姓族谱中更是大量出现。尽管各谱绘图形式不一，但所依据的方式都大抵相同。墓图大多以坟茔为中心，绘制重点是身旁的“来龙去脉”，所谓“来龙”，在堪舆中一般指代山形地势。当时人相信山脉水势走向关乎祖先百年安寝，而一块风水宝地，又能福荫子孙，故选择阴宅一事对于一个宗族来说往往极为重要。不少族谱都会提到延请“地师”前往各处山头相地，而买断一块阴宅往往连带附近坟山，一整块坟山连墓葬都有具体的命名称呼。《水藤邓永锡堂族谱》中《越南公墓图记》即如此描述该墓情况：

越南公墓，土名乌猿饮涧，来龙长远，姑不细述。将近结穴处，数十峰峦，一路护送而来，特起一巨石，方圆数十丈，后高前低，形如乌猿俯身，左右两山夹峙，穴前一水横过，只有数尺之土，可以纳棺，餘外四围俱石，重重案山特朝，的系干龙天结。广东十六邓，至今人丁大旺者，皆此山发祥所自来也。

图 15 水藤邓永锡堂族谱 越南公墓图记

墓图一般呈圆形之状，图后附有文字，记录坟山位置、名称、坟茔坐向等等信息，可以想见，此类地图大多由地师或懂得堪舆技术之人依据罗盘测绘而后绘制成图。

族谱地图比起方志地图更具有实用功能。老氏族谱记载到乡图、墓图的绘制能方便子孙在翻阅谱牒之时便能瞻仰祖先藏躯之地，从而激发起孝思之情。如《南海丹桂方谱·先茔图列》卷首写道：

谱牒以世纪支派为先，而祖茔尤为发祥根本，祖宗体魄藏焉。吾族自宗元公宦粤开创岭东子孙，星居各土，因荐罹板荡，先世坟茔间有湮没无稽念之能不怆然，爰照莆谱例，将各祖兆域图其山水形势列于谱首，俾子孙岁时瞻对，春露秋霜而思祖宗之在草木，使人知其身之所从出，而孝思之念生焉。即世代推移，陵谷迁变，按图知向，而石麟马鬣，不致沦于荒烟蔓草间矣。

此外，墓图也是对各族姓产业的记录，如上所述，买断一块风水宝地除了藏棺之地，还包括附近坟山之地才算完整。由于坟茔处于僻远之地，一有疏忽，便容易遭到鸠占，作种植晒谷之用，甚者风水宝地极易为他姓偷葬，从而截断了阴宅的龙脉，所以墓地在买断之后，所有者会在山界立有界石、界墙，凿写某氏界石以为示谕。与此相配合，将墓地情形绘制成图，作为档案收入族谱，以作为日后的证据。最后是为子孙祭祀提供方便，不少族谱的墓图会在旁加注谒祭往返的路程。

三、经纬地图的出现——道光以降的方志地图

清初至乾隆以来，山水形胜图占了各地方志舆图的主流，但并不代表人们已不需要通过提高地图精度来获取更多的地理信息。康熙初年，一度诏令各省细绘舆图呈供预览，广东所进《广东舆图》甚至得到称许，但皇帝并未因此感到满意。康熙年间，皇帝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各种西方技术产生兴趣，地理之学便是其中一种。当时著名的传教士南怀仁就曾绘制《坤舆全图》请皇帝御鉴。康熙四十七年（1708），朝廷诏令一批传教士“分赴蒙古各部、中国各省，遍览山水城廓，用西学量法，绘画地图。并谕部臣，选派干员，随往照料。”此后用了将近十年，陆续绘制成著名的《皇舆全览图》，采用经纬图法，梯形投影，比例为1：1400000。该图制作精美，对后世影响深远，随后不仅收录在《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大型类书当中，历代朝廷再版的舆图也大多依据此图修订。

图 16 古今图书集成 广州府疆域图

清初以来，经史考据学的兴起也促使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开始关注地理之学。康熙年间，胡渭的《禹贡锥指》是一本地理学巨著，其中使用开方之法绘制《禹贡图》四十七幅，列在卷首，是书中极为重要的部分。乾嘉以来，经史之学的风气日渐披靡，士大夫也开始对西学传入的天文、地理之学接触日多。此时的地方志修纂中，地图的精度及实用性被重新强调，一度被遗忘的开方绘图法不仅重新出现，经纬坐标的度分图也开始在方志地图中使用。

道光初年成书的《广东通志》率先在地图中使用了经纬坐标。究其背景，既有两广总督阮元在广东倡导实证之学作为前因，也和西方测绘方法的传入有关。省志的每度重修，新志所采取的体例和图式经往往会在之后成为省内各州县修志效仿的范式。故自道光《广东通志》之后，广东不少州县的新修方志舆图都抛弃了山水形胜图，重新考究起地图的准确度以及应承载的地理信息。其中南海、顺德、高明等地的方志地图在当时又最具代表性。

1 经纬地图在方志中出现的缘起

广东方志地图出现以天度定位地理的绘制方式出现在道光六年出版的《广东通志》（下称阮通志）之中。这本省志以其架构完善，史料价值高等优点，被学术界称为现存六种省志之最佳本。主修者阮元（1764～1849）为乾嘉学术的代表人物，“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其督粤时见谢启昆《广西通志》“载录详明，体例雅饬”而欲重修广东省志与之媲美。《广西通志》的《叙例》以“志乘本于图经”，主张恢复裴秀绘图六体，故舆图使用网格开方计里。受其影响，阮元修通志也以“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为由，欲寻求精于测绘之人专责其事，却发现广东通晓测绘之人寥寥无几。据省志职名，绘图者是李明彻，他是阮元主修省志时特地请入志局的一名道士。李明彻精于测绘的知识背景可见其传记的记述：

明彻为糊口计，学写洋画，工洋线六法。设肆以善值售。适大吏以洋画充贡，之法。得其口授而无章句。著《圜天图说》三卷，《续编》二卷。

可知李明彻早年工于洋画技巧，并藉以谋生。此后，他的绘图知识源自两个渠道，一是在钦天监学习的经验，二是寓居澳门与欧洲人的切磋研习。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可以看见李明彻对制图的兴趣，十分得益于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下的社会环境。李明彻在其著作《圜天图说》卷下收录了十五幅地图，包括两幅《地球正背两面全图》、一幅《大清一统全图》，及十二幅各省政区图。各省地图区域疆界精确，有经纬坐标，多为后人惊叹，作为省志总纂之一的谢兰生曾在日记中如此写到：“李道士青来送《圜天图说》来此，画果佳，板片亦精实，不意道人有此俗。”这些地图不一定是李明彻本人的制作，但也从中可见其本人对当时地理知识的了解。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李明彻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进行实测，有人认为“李明彻采用梯形投影绘制中国分省图”实际很可能是临摹西方地图的结果。

道士李明彻以其绘图技术的精湛跻身省志分纂者之列并非偶然。嘉道年间，粤督阮元在广东倡导乾嘉学术，提拔了一批有志于经史之学的士子，为乾嘉学术在广东传播打下了坚定的人才基础。他们日后出现在方志中的传记，都会强调曾被阮元赏识的经历。李明彻也是其中一的位，传记中称：

粮道卢元伟会粤督阮元修通志以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为重思，得精测绘者为之而难其人。元伟以明彻对，急招之，明彻献所著书。元阅之，谓为隋张宾、唐傅仁均后崛起一人，令主绘事，并序其《圜天图说》，破例载通志《艺文略》中。

李明彻的经历既说明学习西方的地图知识在嘉庆年间已具有各种曲折的途径。钦天监的经历能让他阅读到一些绘制精美的内府地图，而广东华洋杂处，又为了解西方测绘技术提供了不少地利之便。其后，再是通过一位乾嘉学者的赏识，才让这位道人的地图技术展现在省志之中，从而成为方志地图的矩范。由于阮通志在体例上很大程度模仿《广西通志》，所以阮元的初衷很可能是希望通志采用计里画进行绘图。经纬的应用和地图精度的提高实出于阮元意料之外，故阮元在序言中颇为得意地说道：

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宋王中行等《广州图经》不可见亦，今则一县一州为 一图，沿海汛又为长图，按册读之，粲然毕著矣。

其中“古人不曰志而曰图经，故图最重”这句话成为日后广东各地府州县志舆图序言中的套语，可见阮通志为后代广东各地修纂府州县志所起的矩范作用。此外，阮元督粤时《皇清经解》的编纂和学海堂创办同样是阮元督粤时期在广东倡导乾嘉学术所做的文化工程，为乾嘉的实证学风在广东扎根与传承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影响了学海堂后辈学人对绘制高精度地图的兴趣。

2 道咸同年间代表性方志地图介绍

（1）道光《广东通志》

阮通志的《疆域图》在卷八十三至八十八《舆地略》。首幅地图《广东舆地总图》使用经纬网格，经线从北纬二十三度开始成弧线，说明绘图者受过方位投影原理的影响。该图眉注云：“每一格为一度，每度六十分，每一格二百五十里。”又《广州府图》图注：“府图每度经纬分为两格，每格度数得三十分，每格度里得一百二十五里。经纬相同。”《总图》案语云：

今以京师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子午线为中度，直至潮州止是为南北经度，自二十五度至十八度止蚀为东西纬度，每方一度六十分，为里二百五十，此乃直度之里数，非驿站所由之迂数也。天体浑圆地球亦浑圆，自二十三度至二十五度之线为弧线，使观者知地球浑圆，所以有偏西之度耳。由总图析之为府，为州，图每方六十二里有半，又析之为县，图每方二里有半，为方不同。而积分求度，按度计里，其致一也，至于名山之交错，大川之经流，则于府州县图内详略互见焉。

图17 道光广东通志 广州府图

可见《舆地略》地图绘制者已认识到天体浑圆以及基本的投影原理，所以主张用经纬坐标来表示地图“直度之里数”。然而《舆地略》以省图还比较符合现实比例，府州县地图虽然也有经纬坐标，但与后期相对精准的《广东图说》等图相比较，可以发现《舆地略》府州县图的坐标与疆界和实际情况多有不符。由此可以猜测到《舆地略》地图的绘制并未经过实测，而地图中疆域的形状和经纬数据很可能是临摹内府图和西方绘制中国地图的结果。

无论如何，省志《疆域图》精度较康熙金志、雍正郝志的疆域图已有云泥之别。金志和郝志的疆域图粗糙简略，只有府图而无县图。郝志比金志的地图进步只是更生动地画出立体的城郭。而阮通志地图则完完全全改变了绘图的方式，采用了全新的地理概念，运用经纬坐标进行地理定位，使用了方位投影技术，完全舍弃了金、郝二志的山水形胜绘图方式。但其缺点是缺乏实测基础，舆图的地形轮廓较为粗略，与实际比例仍有较大差别。不过阮通志地图无疑为广东地方志设立了一个全新标准，对后来方志地图产生很深影响。

阮通志注重图经的做法，提高了舆图在方志中的位置。在此之前，地图不过是方志中的点缀，而至阮通志开始，舆图不再是志书中可有可无的部分，而是可以承载更多的地理信息。绘图方式的改选更张，，必然涉及如何解释这一套新知识来源和回应传统计里画方的问题。《总图》后的案语如是说：

谨案《周礼·地官》大司徒以天下土地之图周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夏官》职方氏掌天下之图。郑注天下之图如今司空舆地图也……而古人作图之法详于《晋书·裴秀传》，其例有六，一曰分率；二曰准望；三曰道理；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后之作地图者，不从古法，第知开方而已。明时西人入中国，以天之度计地之里，于是有北极高度，东西偏度之图，矜为创获，讵知裴秀禹贡地域图已详言之，秀曰分率，所以辨广轮之数，此即经纬度也。马融《周礼注》东西曰广，南北曰轮。南北经度也，东西纬度也。可知裴秀之图亦用经纬度矣。

这段文字把经纬追溯为裴秀绘图之法。案语先回顾了古代地图的绘制传统，把绘图之法追溯至晋代裴秀的绘图六法，以一句“后之作地图者，不从古法，第知开方而已”将中国传统绘图方式“计里画方”一语否定，然后重新定义裴秀绘图六法，为经纬坐标披上正统外衣，认为六法之一的“分率”即是经纬，而西方经纬知识的传入显然变得微不足道。并借此强调省志地图的绘制方式是恢复古法而并非运用西学。

阮通志舆图虽然否定计里画方，且懂得“天体浑圆，地球亦浑圆，自二十三度至二十五度之线为弧线，使观者知地球浑圆。”但案语又云：“由总图析之为府为州图，每方六十二里，有半又析之为县图，每方二里有半，为方不同而积分求度，按度计里，其致一也。”这说明绘图者也在使用传统的计里画方术语。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广东总图的比例以“每一格为一度，每度六十分，每一格二百五十里”使高纬度和低纬度间经度间距的差别被完全忽略。换句话说，通志地图的经纬线和计里画方并无太大差别。

（2）咸丰《顺德县志》

继阮通志后最先使用经纬绘图的广东府州县志为咸丰《顺德县志》，绘图者梁炽。舆图最大特点是运用实测经纬度数但缺乏其它地图信息。卷一《图经》先展示《度分图》确定京师子午中线穿过广东的方位和方格的度量，以“每小格得天度一分”，“天一度在地二百五十里”。经纬地图在志书内仅有一幅——《都堡分度总图》，然而仅有纬度而无经度数据。《都堡分度总图》的图说称：

今以弧角乘除法测定各堡中占天度之分数，使以分系堡，以里系度，皆可即其去城远近伸缩而得其本堡之里数，而凡村集外之为田为塘，田塘外之为江为溪咸统于是，即滨海巨浸亦可于两堡联接间求之，以采访册未开里数弓步，不可援今测相为印证，故第于总图之积堡为县者，按其本堡适中之地为之，各系以度分以为根据，而张分图按里画格之本而已，详见诸堡度分总图说。

其中“以采访册未开里数弓步，不可援今测相为印证”说明绘图者通过实测获得经纬度，而并未实地进行距离测量固无法印证经纬度的准确性。由于梁炽仅使用经纬给境内都堡定位，固地图在展示于山川形状、桥梁津渡、河流曲折等信息方面十分缺乏，为此大量沿用旧志舆图作为补充，先把旧志的《山水形胜图》放在《图经》“列诸本志首”，一方面是向前辈致敬，另一面用以丰富图经内容。《山水形胜图》呈现的是直观的山川形势，仿如登楼远眺。此外，图经又收录一幅官方使用拥有丰富营汛信息的《县营界属图》。相比之下《度分图》完全忽略掉山川形势，且图如其名，目的仅是给县内诸堡定位，使得“片壤分明，且按里数之多寡，权行政之迟速。”对比咸丰《顺德县志》和旧志的舆图，可以发现梁炽新绘的《都堡分度总图》以及四十幅分堡图的地形皆据旧志改订而成，并有许多沿袭旧志舆图的痕迹。

图 18 咸丰顺德县志 都堡度分总图

咸丰《顺德县志》在面对度分和开方，自然无法避免要对万历朝叶春及使用开方之法绘制的《图经》做出回应。梁炽批评到：“叶志图有界画，自谓令胥人总其都里田亩与隆万之籍而嬴缩较度之，据此知其未明测验与按堡求度之法，不过假手胥吏意为伸缩，如志明云县地东西百又二里；南北百十里矣，而图乃析为二十二方格。注云每方十里是误以县地广长二百二十里多，竟逾倍。而姚志又沿袭其谬，陈志更昧界画所由来，已划去其原格而复注每格若干里，是并不知画格为何事矣……”梁炽认为应该把“天度”当作测量地理的标准，就能准确为地方定位和两地距离，避免叶志所犯的错误。

纵观该志诸图，绘图者梁炽虽然提到“康熙中诏择知道里、明测验、善绘画者分行天下县为之图，绘皇舆地总图，藏之内府。”但除了提到“郑樵《通志》首重图经”之外，并没进一步追溯计里画方的历史。说明梁炽测绘技术也是来自新的知识系统。当他看待万历《顺德县志》叶春及所绘地图时，认为叶志虽有“界画”但“未明测验与按堡求度之法”完全是把传统的计里画方按照新的地理定位原理来进行评价。

（3）同治《广东图说》

经过道咸年间的动乱，广东社会在同治年间逐渐恢复发展。同治二年（1863），粤督毛鸿宾奉旨修纂《广东图说》。绘图编说之事由陈澧、邹伯奇、赵齐婴、高学燿带领一群生员文童具体负责，他们几乎都是与学海堂关系紧密的一批新进学者。从《图说》的凡例来看，舆图局一方面印发章程分付地方实测，另一方面根据阮通志初刻版及“文武官新绘之图参订之”。《图说》较阮通志舆图精度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使当事人满意，据说有“其时程日甚迫，徒属又希，以绘图法布之各府州县，而各府州县未尽明晓”几种原因，毛鸿宾因“地图久不成”而将高学燿“停委记过”、赵齐婴中途夭折，而地图成于众手，非由陈澧一人为之，且由他一再催促下完成。邹伯奇在一封致冯焌光的书信中也透露了图说绘制的经过：

上年正月郭抚台延请开局绘广东地图，今尚未脱稿，初余欣然欲教人行测，颇购诸器，又搜求番字沿海之图，自南洋至黑龙江口数十幅，又得番字行海洋历，所载日月星辰行度最为细密，可据以测定随地经纬矣，乃绝无过而问者，余亦手足疲倦，不任远行，但坐玩过日而已，所为图但守候州县造送而方向道里了无解者，辗转斗凑，实难密合，同事赵子韶初秋夭折，烦懑之极，所得修脯无多而强作违心之事方甚悔轻许人也。

可知《图说》的经纬度数参考了西洋地图的数据，而实地测量是分付地方州县完成，且“文武官所绘图及旧志书之图皆龃龉不合”，实测结果更让邹伯奇大失所望。《图说》虽然未能尽善，却是当时广东官方绘制最佳的全省地图，较阮通志地图有了较大进步，并对后世方志地图产生不少影响，光绪二年重刊道光《肇庆府志》、光绪《广州府志》、光绪《兴宁县图说》之舆图皆是据《广东图说》府州县图改订重绘。

图20 广东图说 南海县图

到了同治年间，士绅阶层通晓绘图者开始承认“地图有经纬，古未闻也”，意识到经纬坐标系属于新的知识系统，与中国测绘传统无关。当时广东讲究实证的学术圈子利用各种渠道获得精确度高的地图，如陈澧为作学术研究而购得“一为康熙内府图，一为乾隆内府图，皆刻本；一为道光时修《会典》地图写本”以及李兆洛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而且他还提到一些旅居京师的广东人意外购买到内府地图的掌故。又邹伯奇为《广东图说》绘图时大量购买西洋地图“搜求番字沿海之图，自南洋至黑龙江口数十幅。”但文人学者们对计里画方和经纬坐标系进行区分则有一段过程，这在陈澧身上最有体现，在与邹伯奇交流后陈澧开始辨别清楚计里画方与经纬坐标系的差别：

地图有经纬，古未闻也，自康熙朝内府地图始也。纬线横，经线中直而旁斜，阳湖董方立摹本未失也。李申耆刻之，遍加直线，则已失之矣。江阴六承如为《舆地略》，存直线而去斜线，则更失之矣。斜线非斜也，欲使近赤道者广，近北极者狭也，地圆之理也。吾友南海邹特夫乃一变之：为总图，经纬皆作弧线；为分图，每幅皆下广上狭，合地圆之形。自有地图以来，无如国朝内府图立法之善者；自有内府图以来，无如此图深得其立法之意者也。立一法而其后寖失，岂独地图为然，但恨无如特夫者变而通之，以得其本意耳。余为《禹贡图》，用直线不用斜线，其失与六氏同。观此图，自知聪明不逮特夫远甚。

道光年间李兆洛在临摹内府图出版的《皇朝一统舆地全图》将经纬和计里画方混合使用，是为了给计里画方与天度画方寻求一种折衷，陈澧对此表示反对。而邹伯奇所绘地图“经纬皆作弧线”，类似现代地图投影中的“方位投影”。

（4）同治《壬申续修南海县志》

最能代表同治年间广东地图测绘最高技术的方志地图当属同治十一年（壬申1872）修纂的《续修南海县志》。壬申南海志由邹伯奇任分纂负责绘事，他“手定义例”，指导弟子邹琎、罗照沧、孔继藩完成测绘工作。邹伯奇是南海泌冲堡人，字特夫，自幼爱好算学，能以算学通经，又精于西学，曾自制照相机，而在当时影响最大的是其对在测绘技术上的贡献。壬申南海志卷一、二为《图说》。卷末著有“邹伯奇总纂、邹琎分纂、罗照沧分纂、梁清总校。”字样。

图 20 同治南海县志 县治附省全图

南海图被后人称为“密合无间”的最重要原因是地图经过四年的实地测量。由于分纂邹伯奇绘制南海县图之前已形成自己一套地图测绘的知识体系且成书四卷，名为《测量备要》，故南海图的制作有一套完整的测绘理论与方法指导。

南海图《凡例》首先申明绘图者的地理观，认为地球为圆体，解释经纬网格分布的原理，批评前人各种对经纬的错误认识导致的错误应用。为提高经纬定位精准度，南海图不取京师中线为子午线，而以省城中线作为基准：

实测境内经纬南自九江堡海目山地二十二度四十七分三十秒，北至骆村堡莲塘村二十三度一十九分三十秒，止南北相距三十一分四十秒，每分画一线。其经度线即以省城中为中线，起西至镇涌堡西岸分水迳地计偏西二十五分，亦每分画一线，各注分数于旁。

南海图分成四个部分：

①《省城图》：《县治附省全图》一，《县署图》一，历代《县署图》三，《新学宫图》一，历代学宫图二，《南海学宫地段图》，《京都南海会馆地段图》。

②《南海学宫尝田图》四。

③《县境全图》：县境全图一、捕属图一、厅图一、主簿图一、司图六、堡图及堡图之下各分图八十五。

④《总图》：总图一，分图四十九。

南海图皆为平面图，除若干地图使用山形符号外，没有特别使用地图符号，皆以文字表示，地图信息量十分丰富，包括山、村、炮台、汛、祠堂、桥梁、庙宇、津渡、书院社学、公所、基围、沙田等等，可与卷四、卷五的《建制略》内容互相对应。

图 21 同治南海县志 佛山堡图

南海图不仅向读者展示了百余幅精美的地图，还在图跋中详细记述了测绘方法和过程，更在卷尾展示出“指南分率尺”的式样。南海图实测即使用“指南分率尺”，运用“陆行道路法”，以指南定方位，以步数换算里数：

陆行道路法，以人眼望直路，视针指某字，口计步数，行至将转曲即止，执笔登记向某字几十几步，经某桥梁门楼左右，有某营铺、祠堂、庙宇等转曲亦如之。计数颇多，用指南分率尺画之，先将纸正南北粘桌上先定起行一点，移针向某字计行几步，逐节具照所记，对尺旁分厘，命每分为若干步，画于分率纸上而所图必肖行路之行矣。

“陆行道路法”使南海图突破了传统以山形符号代表山地的笼统做法，所谓“画山则绕山脚，而行亦肖山，所枕之曲折其高，用仪器测之。”因此能把县境内山地的平面形状勾勒清晰，虽然这种做法并不能显示山势起伏的情况。

南海图的实测与绘制历经四年寒暑，邹伯奇未见其成便已作古。但南海图毕竟是邹伯奇第一次把自己的测绘技术完整地运用在方志当中，也是一次具有传承意义的测绘活动。对邹伯奇而言，为官方绘制地图虽非首次，但同治《广东图说》由于各种原因，使他“恒抱歉焉”，所以对南海县志寄予很大期望，非常想籍此机会使自己的绘图之法能流传后世并为天下效法，其兄邹琎对此体会最深：

琎奉此法与罗君冒犯寒暑，跋涉山川，始于丁卯（六年，1867），蒇于辛未（十年，1871），其间人事牵率，稍濡时日，先生手书敦迫告诫，亟望其成而深惧其不成。尝曰：吾为此图以为天下法也。今图成而先生已归道山，大惧此法不传，因记于图末。然经历之间，细微易乎摹写之际，名目易讹。此图虽与罗君竭精为之，终不敢自谓无分毫之舛，尚望有识者匡其不逮云尔。同治辛未（十年，1871）季冬邹琎述。

此次地图测绘由其兄邹琎、弟子罗照沧、孔继藩负责实地测量，使邹伯奇的绘图技术和作品不仅载于志书，且能在后辈身上得到传承。罗照沧在完成南海县图后，又积极参与了同光年间广东各地如同治《番禺县志》、《肇庆府属基围图》、光绪《广东舆地图说》的测绘工作，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担任陆军测绘学堂总理。《南海县志》之后由于新的绘图技术逐渐流行以及新式书院和机构开始培养专门的测绘人才，所以我们再看不到如此动情的图序或者图跋。

壬申南海图对经纬原理、绘制方式言之最详细，并且经过实地测量，所制地图最为精准。《图说》先申明经纬与计里画方的区别：

地图画方计里以知地域广轮之数，其纵线相值为正子午，横线相值为正卯酉，此画图自古之成规也。然地为球体，欲布正方格如以方目之纲罩于球上，方圆之势不相应，故致远则窒碍而不通。盖布线于球，其横线当依纬圈，直线当依经圈，相距无盈缩。经圈皆凑两极渐近，赤道则渐宽。经圈虽不平行，而与纬圈常交正角，同经线则为正子午，同纬线则为正卯酉，此乃不易之理，而前人所未知。

除此之外，地图并没有抛弃计里画方的网格，而保留下来使之成为读图工具：“并于阑外画小格，每格为一里以取计里之便。”南海志能指出计里画方与经纬的区别，而不是简单把经纬等同于古法，或者认为计里画方是不懂度分之故。邹伯奇自身对地图投影原理也较前人有了进一步认识：“地形浑圆上应天度，经纬皆为圆线。作图者绘混于平，须用法调剂，方不大失形似”他提出的投影方法有三种，一为“在圆外视圆法”、一为“在圆心视圆法”（球心投影，日晷投影）、一为“在圆周视圆法”但南海图的绘制过程中似乎没有考虑到地球曲率与水平距离间的函数转换关系或者提示两者间的误差，计里小格的存在意味着地球曲率被南海图忽略不计。

3 计里画方地图的恢复及应用

计里画方地图在方志中并没有完全消失，这种传统被阮通志的经纬地图重新唤醒。道光年间的府州县志的舆图绘制在阮通志的影响下重新出现计里画方。虽然地图质量也是参差不齐，但总体感觉是修纂者逐渐意识到地图的重要性并想在地图中提供更多的实用信息，康乾时代流行的八景图被认为是文人点缀无关实用而逐渐消失。

道光后使用计里画方的地图良莠不等，有些地图仅仅沿袭旧图凭空加上网格，甚至给地图加上网格却毫无注明网格每方兑换实际里数。然而一些精度较高的计里画方地图则表明了一点，即实测的重要性。如道光八年《香山县志》力求“绘图必亲历开方，山川必审晰，支脉都乡必细书，里书海防尤海疆所重，必特立专门”、道光二十年《新会县志》由廪生“谭锡朋分纂并亲历绘图”、道光六年《高要县志》的採访何宏京为绘制地图“周历境内山川，视脉络、形势、向背、离合、道里之数”而《高要县志》的舆图也是道光年间计里画方舆图的代表。这种注重实测的传统发展到同治年间达到极致，壬申南海图极力反对传统地图绘制仅凭文本考据而轻视实测的缺点：

土地之名，雅俗异称，古今殊号，考之载籍，每识一而昧二，或名存而实亡，在志书兼收备采，虽云聊俟参稽，而绘图当据实直书当可信，今传后世之为图多未亲履其地，徒依方志之躗言杂搜，词人之皮传，悬想臆测，心摹手追，指踪为定，可任易枰上之棋，汗简方完已如亲历沧桑之变，遂使览者开卷疑若了然。安图实无所索，今为南海图痛惩此弊，只据见在，不尚风闻。凡著于篇，皆视而可识，足有未到，宁缺而不诬。故有古迹地名，虽见于旧志而不得其处者，必不妄注以蹈沿讹袭舛之辙。

文中指出传统地图绘制者大多“亲履其地”，多数依据传言记载和臆想绘图，图中的信息大多不能在实地情况找到对应，其所论主旨即是要强调通过实地测量作为绘制地图的基础。

在将实测的数据转换成图，当时的做法仍旧是利用传统方式——计里画方。绘图中的网格大多注明开方换算里数，既是作为读图工具存在，类似于比例尺的功能。而同时，网格也是绘图者借以绘图的定位工具。光绪《高明县志》的《县境全图》出现了计里画方的网格，图注写到：“县境全图每格方停五里，东至广州府南海镇埇堡界五十里”，其中在《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收录版本添加了一段眉批如是说：

绘图宜在县城用罗经二十四字位分定其处，系其字位，照地势之长短、方圆、偏斜、远 近依格填置，方不失其真形。若任意填充，字位不真，则地势之长短、方圆、偏斜、远近、广狭、曲折必不能□真。图必要照字位用犬牙交错之法绘之方□图。

眉批所说的方法是以县城为原点使用罗盘二十四字分二十四个方向，然后根据各方向延伸开去的地势情况“依格填置，方不失其真形”。在这种情况下，地图绘成后县城将会处于地图的中心位置，乾隆《普宁县志》、乾隆《兴宁县志》、道光《新宁县志》的舆图就是以县城作为中心点向外四方开方计里而绘制出来的。

图 22 邹伯奇小影

邹伯奇个人形成的一套测绘方法中，计里画方即是其绘制地图的重要方法之一。邹指导门人所绘的《浔冈洲图》就是一幅典型的计里画方地图。陈澧《浔冈洲图碑记》云：

南海邹特夫征君创为绘地图之法，所居泌冲乡在浔冈之南，乃命门人罗照沧、族弟景隆等用其法绘此洲之图，每方格为一里，长短皆合，二十四向不差，山水形势无不毕肖，地图至此，精密极矣。征君没后，族人刻此图于冲之风劝祠。同治癸丑十一月陈澧题记。

文中透露出浔冈洲图是运用计里画方之法进行地图绘制，使用罗经二十四字定方位，按一格折合现实一里的比例绘制，此外无任何关于经纬的信息。

图 23 广东全省舆图局饬发绘图章程

关于邹伯奇绘图理论的文字本应参考其著作《测量备要》，史称“《测量备要》四卷，分备物致用、按度考数二题”备物致用即测量必备的器材，其目有四：一丈量器，二测望仪，三检覈书，四画图具。度考数即测量方法，其目有四，一明数、二步量、三测算、四布图。今国家图书馆所藏《广东全省舆图局饬发绘图章程》为同治年间修《广东图说》时将“绘图法布之各府州县”的章程，内容为邹伯奇所书。《章程》语言通俗，方法简易，称“人人所能”，内容分审方向、量远近、计弯曲、量水道、列岛屿、定准望、分司都、定方里、准分率、酌伸缩、画记识、染颜色十二个部分，从中可以深入了解邹伯奇对计里画方的应用：

审方向。……今只用通行之罗经取壬子癸丑艮寅甲卯乙辰巽巳丙午丁未坤申庚酉辛戌乾亥二十四向，欲知某路某水此段是某方向转折是某方向，某山某村在某方向即用堪舆家开线之法看其向某或向某兼某，此则人人所能矣。

量远近。……欲知远近，固莫切实于量……今设以步代量之法，较之用弓尺丈量更为简易。记弯曲。则持一罗盘携一簿一笔即可以步地画图。其法先择大路在本属界外至近之村起用罗盘定准前途直去，至将转弯之处止，为某方向记于簿上，于是前行至将转弯之处止，得若干步，记于前所记方向之下……定方里。发来格式十纸每格为十里，纵横共计一百里一司地谅亦不过百里，如不止百里者，续纸可也。

《章程》内距离测量的方法与壬申南海志无异，“审方向”即以罗盘辨别方位；“量远近”即“步地画图”；“记弯曲”是步测时利用罗盘时刻记录方位；“定方里”即使用网格图纸作为绘图的辅助工具，网格即是地图的比例尺，使绘画地图能保持与实测数据的比例。《章程》的内容虽然没有使用裴秀六体的绘图术语，但实际上是从胡渭的绘图法中引申而来。与邹伯奇同代的金锡龄，也是学海堂学术圈子内的一员，其文《裴秀禹贡地域序六法述义》专门阐发裴秀绘图六体，多少能代表当时人们共同对计里画方的理解：

一曰分率以辨广轮之度，此作图之体段也，其法画纸为正方格，每方或千里或数百里或数十里，数里不等，约地之广狭审度而匀之至于十里一厘一里一毫均准此矣。有终率、有横率、有大分率、有小分率，条理秩然，暸如指掌。作图而无分率是画工之意笔，非舆图之实用矣。二曰准望以正彼此之体，此验图纸遥对也。准望之法堪舆家则有二十四向，测望家则有六十方三百六十度，地志之书惟有四正四隅十二方，胡东樵禹贡锥指增为十六曰正东、曰正东微南、曰正南微东，余方准此，然不如二十四向之更密……

从中可见，金锡龄认为裴秀六体中的“分率”即是开方计里，使用网格画纸作为绘制地图的工具，利用罗盘二十四向定方位，和邹伯奇的绘图法大同小异。或许可以说这是当时人对计里画方的一般理解。以上言论还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即借助堪舆知识是当时地图绘制的重要技术补充。

制作计里画方的地图，设定地图比例，利用指南针辨别方位，进行道里测量是必不可少的步骤。可以说，同治《广东图说》、壬申《南海县志》的地图测绘皆沿袭了传统的绘图方法，可以看作是明代计里画方地图在清代的延续。传统的绘图方法直到光绪年间还有其影响力，光绪二十三年（1897）为朝廷修纂《大清会典舆图》而编制的《广东舆地全图》，其《凡例》云“每图皆尊会典馆颁行格式计里开方。省图每方百里，府、直隶每方五十里，直隶厅（原式每方五十里，其小者不及一方，今附入府图为每方十里图）散州县图每方十里，全省方格图外，别绘一经纬线图”，“一图幅省分十九格，府直隶州分十格，直隶厅、散州县分十六格者附上叶图表之后”除了《广东全省经纬度总图》外，其他皆使用计里画方给地图加上网格。

四、近代以来的佛山地图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被系统地传入以及社会转型，地图也转变成由专门技术行业的人士经过测量绘图提供，文人士大夫则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邹伯奇绘制的《南海图》既代表着是士大夫阶层绘图的最高成就，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晚清民国以来，南海、顺德、佛山的方志再度重修时，选用地图的数据来源，已大多来自广东陆军测绘局的测量成果了。

庚子赔款后，清政府开始了“新政”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光绪三十二年（1906），朝廷传谕各省开办陆军测绘学堂，至此各省皆有了专门培养绘图人才的专门机构。关于广东陆军测绘学堂的创办始末，有一篇当时第一期学生韩锋的回忆文字，收录在《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之中。文章提到，奉旨成立学堂之初，事皆草创，无论对于学堂定位和教学内容都十分初步。

其中提到学堂邀请了南海人罗照沧担任总理。罗照沧在上文已经提及，他曾追随同邑邹伯奇学习天文算学，参与同治南海志的测绘工作，是陈澧的入门弟子。绘制南海图时，罗照沧是监生头衔入志局。光绪元年，他选为学海堂专课肄业生，《学海堂四集》录其考证文章《三十辐共一毂说》。光绪三十三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清奖奏疏中，提到罗照沧“精于测绘之学，课士甚勤，鄂生多能测量画图，实该员一人之功，拟请以通判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然而在韩锋的回忆文字中，罗照沧却评价平平，写到“罗照沧仅仅搞过沙田清丈，对于军用地图应用某种测量，是一无所知的。甚至某种测量，应使用某种仪器，亦一无所知。”可见在罗照沧虽然功名不著，但也在受过西方系统测绘教育的新式知识分子眼中，罗氏只不过是一位略懂测绘的旧式文人。从中可见晚清以来社会结构转型中，处于不同知识背景中的人们的意识形态差异。

韩锋文章介绍到，广东陆军测绘学堂第一期招收的学生大多为废除科举后进身无门的秀才，教师多是仅有沙田清丈经验或只懂得传统绘图方式的人充任，讲授算术、代数、几何、英文，使用罗针仪、器画、绘图等等方法。不久再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姚鸿法改组学堂，聘请了日本学者来教三角测量和地形测图。辛亥之前，学堂教学职位大多由日本人充任。到了第三期，课程逐渐完善，改为分科讲授，学制二年。第一年为普通科，第二年专门科。普通科课程包括算术、初等代数、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平面三角法、应用物理学等。专门科则分三角、地形、制图三科，制图科又分绘图、印刷两班。各有学专门。广东测绘教育起于清末，自测绘学校成立到抗日战争开始后结束，共办正科、专科18期，毕业生1081人，均是当时测绘骨干力量，个别人还成为全国测绘领导首长达8年之久。其中一部分人在建国后曾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此外，还培训土地测量人员2000多人。

学堂学生毕业后，一般会派往两广督练公所新设的测绘处服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两广督练公所参谋处将广州粤海关前珠江验潮水尺的中等潮位作为高程零点，引测至粤测校内埋设的水准标石，作为高程起算原点，至此，广东高程有了统一的基准。宣统元年（1909）广东参照清陆军部颁布的《奏定测绘章程》，在广东珠江三角洲地区首次开展三角测量，水准测量和测绘1/2.5万比例尺地形图，并开始使用等高线表示地貌，使用符号表示地物。但铁路、航道等工程测量则操于外国人之手。辛亥革命后，测绘处改组为测绘科，下设三角、地形、制图三股。罗照沧任制图股长代理测绘科科长。此后复改组为广东陆军测绘局。1913年，龙济光入粤后，测绘局改称广东陆军测量局。测量局继续施测沿海1/2.5万比例尺地形图。至民国十九年（1930）共计完成1/2.5万比例尺地形图397幅，在此期间，省地政、水利、交通等部门开始进行各项工程测量。由于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测绘工作处于时起时落状态。直到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国民政府时期，批准“广东全省五万分之一图十年迅速测量计划”后，计划依期实施，共计完成全省1/5万比例尺地形图703幅，陆地面积近23万平方公里，勘测调查1/10万比例尺地形图244幅，并依据1/5万实测图编绘1/20万比例尺地形图64幅。其中1/5万地形图用至50年代。民国22～26年省财政、民政和地政部门的测量队在珠江二角洲、汕头、合浦地区开展大面积地籍测量、施测房屋137.8万多间、农田面积756万多亩(5000多平方公里)。广州市地政部门在市区与郊区施测1/1000比例尺地籍图2000多幅，面积414平方公里。省水利部门在珠江三角洲各主要水道、西江、北江、东江和韩江进行水利测量和河道地形测量。交通部门完成铁路、公路测量，路线长近1.5万公里。

图 24 佛山镇街图 附省佛附近地图

从晚清的两广督练公所下辖的测绘处发展到广东陆军测量局，制作了大量经过实地测量的实用地图，为军事领域、城市建设发展提供极大的帮助。许多旧日佛山的地理信息就是靠当时测绘机构制作的地图保留下来。本馆所藏有一套四幅的《佛山镇街图/附省佛附近地图》，原件四轴，现藏于佛山市档案馆。地图落款为“广东陆军测量处测绘制图股摹印”，图中尚有“督练公所”地名，而已有“广九火车总站”，说明该图大约绘制于1911年左右，图中符号包括房屋、街道、围墙、中等路、小路、铁路、高地、基围、涌滘、池塘、横水渡、桥梁、坟墓、植皮等等信息，保留了佛山、南海及附近地区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城市和乡村地理信息。

同时，测量局制作的地图也迅速取代了传统方志地图的位置，在方志中被大量引用。

图 25 宣统南海县志 南海属三省铁路支线图

宣统二年（1910）重修的《南海县志》，离上次修志时隔近四十年。此次南海志重修的县境乡堡图基本沿袭同治壬申的舆图，《图序》案语称“本邑所属各图，前为邹征君伯奇所绘，界限明晰，雠校精美，此次重修未便再行更易，只将旧本摹印间有村落地名讹误遗漏者按照采访册订正之、添补之……”[1]说明宣统南海志的舆图只是在同治本上稍作添补。但宣统南海志在沿袭旧志基础上，又增加了两幅《南海属粤汉铁路干线图》、《南海属三省铁路支线图》，所指的是粤汉和广三铁路途径南海县境线路。两条铁路均在1900年后陆续修筑，为同治本所无。然而线路图的绘制不再由传统士大夫负责，而注明了是“广东陆军测绘学校毕业招贺慈绘”，说明当时方志的绘图已开始吸收晚清新政后所培养测人才的新成果。

图 26 民国佛山忠义乡志 各铺街道图

时至民国十五年（1926），佛山重修《佛山忠义乡志》，地图极为丰富，收录地图达十三种之多。此时地图犹能看到前清邹伯奇南海图的影响，如《佛山封域图》：“旧图未立准望，今照邹特夫征君手定县志堡图拓大十分之二，封域内改佛山书院为学堂，添碉楼五座，太上墟一区，太乙亭一所，余照旧志。”即是依据南海志舆图摹改而成。但乡志篇幅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各铺街道图》则是依据测绘局本改订而成。图跋称：“图为测绘局缩本，兼收四沙外河内涌及铁路一切建制无不备载，街道尤详。”透露了街道图的数据基础是引用自广东陆军测绘局的成果。

图 27 民国顺德县志 县城内外街道图

民国十八年（1929）刊行的新修民国《顺德县志》，绘图工作交给了“广东测绘学堂毕业生奏奖优贡周宪成”负责。所制地图完全抛弃了万历以来在邑志历代相沿的都堡度，而完全采用了新式绘图法，并附有图例、比例尺、指针、等高线等读图工具，其中《县城内外街道图》描述顺德县城街巷信息极为丰富。

结语

纵观以上，我们可以在佛山历史地图的变化过程看到以下的脉络。明代以来，中国方志地图的绘制大多以定方位、计算道理路程为主，舆图绘制分四至八道，按各路程远近排列地名，强调城郭而忽略乡堡，对地图的精度要较低。明代以来，随着赋役制度改革已经全国田地清丈，地方官员开始更注意田赋征收，这种观念转变体现在要求更能反映田土现状的地图，万历《顺德县志》的《图经》便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之作。计里画方开始作为读图工具出现在地图之中。这种绘图新变化并没有很好延续，相反清初的地图更讲究画风和精美，风景名胜列入舆图是此时一大特色。与此同时，西方的测绘技术开始传入中国，而中国士大夫阶层也从经史考据之学以及经世之学的角度出发，开始重新关注其地图的精确性和实用性。拥有经纬坐标的度分图开始在方志之中出现，道光《广东通志》、咸丰《顺德县志》、同治《续修南海县志》是全国首度使用新绘图理念的方志之一。同治《续修南海县志》更尝试把计里画方好和经纬地图两者的运用推至顶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层欲融合中西之学的尝试。然而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科举废除以及新式测绘技术人才的培养，方志地图的信息逐渐转由广东陆军测量局所提供。

地图从来不只是记录一些地理信息，总是在有意无意之间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观念。本书的第二部分，将不同时期佛山地区的历史地图分类展示，首先分为家谱类的，主要选取了家谱中绘制刊载的乡土、墓图，以展示传统民间社会地图形式及其侧重；第二类为方志地图，收录自明代至民国广东省、广州府、南海县、顺德县、三水县、高明县不同时期的方志地图；第三类为单行地图，从晚清自建年初年，这些地图大多由专门测绘机构绘制，大多取自我馆及佛山市档案馆收藏档案。最后部分选取了建国后各时期新修志书内刊载的地图，以与旧方志地图作为参考。

完

来源：《经纬乡邦——佛山历史地图选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19年，原文章名《佛山古地图中的中国测绘观念史》

作者：吕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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